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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《劳动法》规定：“文艺、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，必须依照国家有关规定，履行审批手续，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。”《禁止使用童工规定》则进一步规定，“文艺、体育单位经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同意，可以招用不满16周岁的专业文艺工作者、运动员”。

而我认为，国企问题的关键是委托-代理人之间是否会产生道德风险。国企尤其大型国企，是在资金稀缺状况下为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而设立的，由此承担了战略性政策负担，和为了解决就业和社会稳定的冗员、养老等社会性政策负担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任何有关公司治理的改革都难以奏效。国企私有化后，所有者以政策性负担为借口寻租的积极性会更高，效率会更低。

新结构经济学始终强调，“有效市场”和“有为政府”是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的两个最重要制度前提。高渊：你去过很多发展中国家，为他们提供了不少发展建议，他们认同你的新结构经济学吗？林毅夫：应该说，新结构经济学在国外接受的程度可能好于国内。波兰现任总理莫拉维茨基给我在波兰出的两本书写了长序，在序言中他谈到，波兰吃过计划经济只强调政府作用的苦头，也切身感受新自由主义只强调市场作用的弊病，因此特别赞同新结构经济的“有效市场”和“有为政府”的观点。

但我认为，这场危机跟过去的危机有本质差异。在危机前全球有七八年的繁荣期，但繁荣的背后有很多泡沫的成份。现在泡沫破灭了，需求突然下降，产能过剩。过去这种情形发生在一个国家，可以靠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，靠外需拉动来度过危机。而这次是发达国家同时爆发危机，一个国家的货币贬值只会带来其它国家的竞争性贬值，这就决定了这场危机的影响会持久而深远。

另一方面，由于A股市场是以个人投资者为主的市场，存在很多错误定价的机会，因此在A股挖掘一些被低估的优质股票存在极大的可能性。而在美国等成熟市场，机构投资者占比超过80%，很少出现错误定价的现象。所以，在美国市场往往很难找到这种以极低价格买入优质股票的机会。这也是外资大量流入A股的一个原因。

在北京大学朗润园一间古朴雅致的办公室67岁的林毅夫推开门微笑着与我握手，迎接我的到访其间，相隔整整40年这40年间，当年的林正义早就更名林毅夫，那个金门马山连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学界权威，不仅当过中国工商联专职副主席，还曾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行长。